明代泰山祭祀
　　朱元璋（公元1328年——公元1398年），字国瑞，濠州钟离（今安徽省凤阳县东）人。朱元璋是明代的开国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赤贫的农民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。
　　至正四年，旱蝗，大饥疫。太祖时年十七，父母兄相继殁，贫不克葬。里人刘继祖与之地，乃克葬，即凤阳陵也。太祖孤无所依，乃入皇觉寺为僧。逾月，游食合肥。道病，二紫衣人与俱，护视甚至。病已，失所在。凡历光、固、汝、颍诸州三年，复还寺。当是时，元政不纲，盗贼四起。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，徐寿辉僭帝号起蕲，李二、彭大、赵均用起徐，众各数万，并置将帅，杀吏，侵略郡县，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。他盗拥兵据地，寇掠甚众。天下大乱。（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）就史家而言，这里讲了两件事。一件事是介绍朱元璋其人身世。自从东汉的举选制度开始，选拔官员和人才，要由地方官员和地方名人名士评论推举，评论推举的内容是被推举人的个人才具和家庭背景。个人才具评论起来，未免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等而下之，就是“鬼者见鬼”。所以当时有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”的民谣。但是，家庭背景却是“硬件”，不是“软件”。因此，随后一段历史时间，人们特别重视家庭出身，逐渐形成了所谓“门阀制”，家庭“四世三公”，则天称门阀世家，不问贤愚，皆可“起家为郎”。因此，《明史》的作者，亦不能免俗，以为朱元璋少年贫无立锥之地，充任皇觉寺小沙弥，然后又流浪安徽、河南各地，终至成为有明一代开国之主，实在令人纳闷，所以在朱元璋传记里一一叙述。另一件事是“元政不纲”，天下“盗赋”四起，刘福通、徐寿辉、李二、彭大、赵均用、方国珍等等，各据一方，展开了倒元的阵势。“纲”，即所谓社会政治伦理，道德纲常。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里，社会政治伦理，道德纲常是社会运转的“规则”。元代末年，社会作不规则运动，群雄四起。朱元璋处乱世而成英雄。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，有人说，这是时势造英雄；也有人说，这是英雄造时势。其实两种说法皆有道理。究其始，确乎是时势造就了英雄；察其终，不能不承认英雄确也造就了时势。说到底，元政不纲，造就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。明白了这个历史认识论，才能正确理解朱元璋虽然功勋卓著，又是开国之君，却不上泰山封禅，也不承认唐、宋两朝给泰山神封号的历史文化背影。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朱元璋虽出身赤贫，但却富于智慧，对付当时的天下英雄，游刃有余。对付元王朝，势如破竹。《明史》赞扬说：“帝天授智勇，统一方夏，纬武经文，为汉、唐、宋诸君所未及。当其肇造之初，能沉几观变，次第经略，绰有成算。”这当然夸谀过甚，但要说朱元璋“绰有成算”，却不是溢美之词。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朱元璋与大臣总结他消灭群雄、夺取天下的战略和策略，从中可以窥见朱元璋运筹帷幄的才能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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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朕遭时丧乱，初起乡土，本图自全。及渡江以来，观群雄所为，徒为生民之患，而张士诚、陈友谅尤为巨天蠹。士诚恃富，友谅恃强，朕独无所恃。惟不嗜杀人，布信义，行节俭，与卿等同心共济。初与二寇相持，士诚尤逼近，或谓宜先击之。朕以友谅志骄，士诚器小，志骄则好生事，器小则无远图，故先攻友谅。鄱阳之役，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。向使先攻士诚，浙西负固坚守，友谅必空国而来，吾腹背受敌矣。二寇既除，北定中原，所以先山东、次河洛，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、陇者，盖扩廓贴木儿、李思齐、张思道皆百战之馀，未肯遽下，急之则并力一隅，猝未易定，故出其不意，反旆而北。燕都既举，然后西征。张、李望绝势穷，不战而克，然扩廓犹力抗不屈。向未下燕都，骤与角力，胜负未可知也。”帝之雄才大略，料敌制胜，率类此。故能戡定祸乱，以有天下。说明朱元璋的功绩，这一段文字，并不为过。需要研究的是，朱元璋以赤贫的身世，在彼时条件下，怎样取得了最高权力的？历史的奥秘是什么？从《明史》的文字看，朱元璋聪慧，多思索，善判断，逻辑思维的能力很强。但是，我想说的是政治运行规则的社会作用。前已说过，“元政不纲”招致天下群雄割据。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问题，对元蒙统治集团而言，天下群雄四起，本身就是“元政不纲”的表现形式。天下群雄用什么规则改变“元政不纲”重建一个有“纲”有“常”的社会秩序，求得社会结构和稳定，是一个极严肃极现实的问题。质言之，元朝的政治运行不规则，已经到了社会结构混乱，发生了群雄以兵戎相见的地步，那么，“群雄”若想取而代之，当反元朝之道而行之，积极控制政治运行的规则，使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乃至一切生产生活细节按“规则”进行，推行有规则的社会运动，才能成其大事，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结构。《明史》提到的被朱元璋打败的陈友谅和张士诚并不懂得这个历史的奥秘，所以被朱元璋击败。陈友谅史称“性雄猜，好以权术驭下”，自己的内部尚不能亲密团结，各怀鬼胎，不能做有规则的运作，何以有力量击败强有力的对手？纵观历史，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，团结一致，按一定的社会政治伦理作有规则的运动，就可以统治比这个集团大许多倍的不形成严密团体的个体民众。反之，这个集团就会逐步瓦解、崩溃、灭亡，被别的按规则运行的集团代替。“以权术驭下”而不以社会政治伦理“驭下”，失败是必然的。至于张士诚，不过是腐败透顶的酒色之徒。相传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，他还拥妓高卧，哪里有政治家的气味？只有朱元璋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相对合理的社会政治伦理，整肃内部、团结内部，和外部政治对手—陈友谅、张士诚、元朝廷对抗，并消灭他们，建立自己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—明王朝。据史书记载，朱元璋第一次带兵南下，从安徽北部进军江南时正值安徽北部灾荒严重，他的部属一到江南，拼命搞粮食，企图装船北运，以缓家口粮荒。实际上是无心战斗。朱元璋夜断船缆，放走运粮之船，使部属义无反顾，取太平（今安徽当涂），逼应天（今江苏南京），在江南站稳脚跟，取得了可以发展的根据地。后来，方国珍向朱元璋进献“饰金玉马鞍”，他拒而不受，称“今有事四方，所需者人才，所用者粟帛，宝玩非所好也。”可见他对历史，头脑清醒；对社会，头脑清醒；对元朝的现实，头脑清醒；对自身的价值和追求，头脑清醒。他的“惟不嗜杀人，布信义，行节俭，与卿等同心共济”，便是“清醒”的标志，也是他成功的奥秘。
　　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，抱济世安民之志，乘时应运，豪杰景从，戡乱摧强，十五载而成帝业。崛起布衣，奄奠海宇，西汉以后所未有也。惩元政废弛，治尚严峻。而能礼致耆儒，考礼定乐，昭揭经义，尊崇正学，加恩胜国，澄清吏治，修人纪，崇风教，正后宫名义，内治肃清，禁宦竖不得干政，五府六部官职相维，置卫屯田，兵食俱足。武定祸乱。文致太平，太祖实身兼之。至于雅尚志节，听蔡子英北归。晚岁忧民益切，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，备旱潦。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，士重名义，闾阎充实。至今苗裔蒙泽，尚如东楼、白马，世承先祀，有以哉。（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）这种文字，当然是按照儒家“隐恶扬善”的原则写的，不是按照“不虚美不隐恶”的原则写的。不过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说，这些褒美之词全是虚假的，甚至应该说，这些褒美之词基本上是真实的，朱元璋是当之无愧的。但是，任何事物，或者说任何人都有二重性，乃至多重性，把事物或人单一化绝对化，常常犯片面性的错误，朱元璋亦不应例外。就《明史》作者所涉及的内容而言，所谓“文致太平”，就有其另一面。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，一无钱，二无权，在社会的底层摸、爬、滚、打，历尽千辛万苦。一旦身居皇位，深知权力之可爱。一心强化个人的权力，历史学家称为中央集权，废除宰相，皇帝直接领导六部，设锦衣卫、都察院，访察官员，唯恐官员对皇帝不忠，使满朝文武战战兢兢、服服贴贴。这也称“文致太平”，实在令人望而生畏。至于“禁宦竖不得干致”，其作用和效果十分有限，众所周知，明代的宦官专权，赫赫有名；阉祸之烈，令人咋舌。此外，朱元璋疑“圣德作则”之“作则”为“作贼”；猜“取法象魏”之“取法”为“去发”；想“睿性生知”之“生”为“僧”，以此杀人，简直就是迫害狂、偏执狂。历史的事实证明，个人的权力过分集中，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不规则运动，即使是最聪明、最正派、最能干的皇帝也难逃厄运，这是因为个人的时间、精力、知识总是一个有限的常数，而客观社会中的种种运作却是一个无限的常数，以有限的常数应对无限的常数，难免顾此失彼，百弊丛生！但是，朱元璋却因此而津津乐道、沾沾自喜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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